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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接到协和医学校陈志潜先生的一封信，对于我们上一期的话，加以质问。现在就把原信登录在此吧。
西滢先生先生近来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总用“闲话”
来标题。人最爱听闲话，所以《现代评论》的读者，总不能把“闲话”这一栏轻易放过。昨天拜读指责协和医院的大文，心里似乎有点感触。先生学识渊博，素来非常钦佩。先生因梁先生腰病医治不良而痛言中西医学得失，对于协和加以诚恳的批评，我个人觉得先生是一个特别不满意协和者，是一个怀疑西医者，同时确是一个留心医学进步者。先生有怀疑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能够既不客气又不辞劳苦的痛痛快快说出来，这是先生给医学者表白的机会，即或不能自解，也可引咎自励，这是先生对于世界医学在中国立足地位上，有莫大的帮助，可贵的贡献！但是事实上有两三点，要请先生注意：
（一）余岩君（上海西医生深通中医）说过：“大黄除实，当归止痛，乃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犹之五谷疗饥，汤水止渴，经验也，非实验也，所谓实验者，就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益之以经验之所得，用科学精密之法，以分析其错综缭乱之现象，繁者简之，杂者纯之，隐者显之，以便视察而免误解，反复审慎以稽核事物之真相也，今旧医之所袭用者，太古以来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也，经验也，其现象混淆不明，安可遂以为自然界之真相，而据之以断是非乎。”中医本于经验，西医本于实验，西医与中医虽然不像科学与文学那样差异，却是根本上两者实无确切比较的可能，先生百步和五十步的说法，不知何所谓而云然？
（二）先生说：“医学是介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这是不差。不过先生说“人谁无父母”一节，颇有“未能平心静气”的样子。难道医生就不是人身父母养的吗？难道医生就丧心病狂到先生所说那个纯粹对象主义的地步了吗？让我说一句粗话，病人是医生的饭碗，医生为对象主义，连饭碗问题都置而不顾，我相信今日的医生还莫有那样的勇气！近来许多医生一味买合病人心理，委曲求全，无所不至，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实在是有过无不及，先生还感想到医生忽略社会科学，先生意想中的社会学医生，我实在不知道是甚么一个样儿？
（三）梁先生无论怎么样名振四海，倒底只是一个病人；割治梁先生的医生，无论是何等的庸驽，倒底只是协和的少数医生；协和医院的全体医生无论怎样配不上他的高屋大厦，倒底只是协和医学校的附属物，协和医学能否代表美国或世界医学的精神，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我暂且不提。总之先生因一个病人而推到无数病人，因几个医生而感想到世界大的科学医学，因一个协和医院就提出对人对象的学说，先生于利害方面，不免因噎废食，于论事方面，不免小题大做。先生即或对于科学莫有若大的兴趣，难道先生对于科学说话方法，都不承认有相当遵守吗？
我是一个协和的学生，说这一遍话，难免不犯替协和说话的嫌疑，但是就我说话所取的态度，相信自己不是一个洋奴，先生曾经入过医学校莫有，我不知道，就先生对中西医的评语看起来我觉得一方面先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架式，一方面先生忘却自己尊严的身分。先生在今日中国青年里（我也是其中之一）负有向导的责任，先生们的一举动，确实非可小比。先生以《现代评论》的作者来批评时事，固然丝毫不差，不过二十世纪里，人人都有“学问之道无穷，一人之精力有限”的感想，以局外人来批评局内事，往往有过甚其辞的地方。假设先生是诊断梁先生疾病的医生，当时的措置，不知是怎样？假设先生是一个近世医生，对于这件事，不知又是如何的批评？设身处地，是读历史应具的态度，也是我们今日指责他人必具的地位。老实说，我就是一个迷信中医者，但是自从这五年来，学了一点近世医学，对于中医的信仰，不知不觉的日渐消化了！我对于中医很想约一般朋友下一个总攻击，但是因为自己对于中医，无充分的研究，所以只好“缄默无言”（附注）梁任公医治腰病一节事实，我自己不十分明白，所以我说的话都是就先生说话动机，态度，功用上设想，并非要与先生，争个“水落石出”。先生要想分个青红皂白，最好向协和医院办事人直接交涉，因为我恐怕他们不常看《现代评论》，把先生的美意辜负了！我所说的话有不恰当的地方，望长者教正。先生的学问道德，我仍然钦佩如故。
陈先生的态度，实在和气到一万分，可是像一切的专家，他免不了开首便考一考你有没有说话的资格。这是各种专家普遍的毛病。徐志摩新近在《晨报副刊》写了两篇关于幼稚教育的文字，就有许多教育学者觅到“徐志摩对于教育是外行，”“怎么他又谈起幼稚教育来了”，免不了“就非常的奇怪。”我想要是一百几十年前，卢骚出版“《爱弥儿》”（Emile）的时候，虽然美国的许多大学还没有成立，教育学者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汗牛充”，也一定有些人笑歪了嘴。因为卢骚非但不是“教育学博士”，也并没有多少教育的经验。而且一个老先生少不了笑着向第二个老先生说：“那个人自己生的儿子，就送往孤儿院去了！”
可是，教育不单单是教育学者的事。谁都与教育有切肤的关系的。因为一个人自己曾经受过多少教育，也许正因为他从没有受过教育，因为他自己有子女要受教育，也许正因为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也有他对于教育的意见。这种在正统学者看来，不定是浅薄无聊或是离经叛道的意见，有时也许有发表的必要。
像教育一样，医学是与我们有切肤的关系的，尤其是在中国。我说尤其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微菌生殖园，疫病传染所。酒楼饭店以及一般人家的厨房里都聚满了苍蝇；胡同里到处可以做居民的厕所；尘埃在半天飞舞；洒水夫又洒上些粪水。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内，随时随地，都可以有传染疾病的机会。我们写这几句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生死莫卜的睡在传染病医院里，他的病是坐街上洋车时一个虱子传给他的。
我没有进过医学校，也从没有研究过医道。我所有的就是什么人都有的候补病的资人格。在医学者的眼中，我们上次所举例也许微乎其微，可是在我们候补病人的眼中，就非常可怕了。我是一向对于协和比较有信仰的，朋友们有了病，我曾经劝人进协和。可是我现在怎样再敢劝人家？
这不是说，西医靠不住，便应当相信中医了。不过，中医固然靠不住，西医也离开一般人所迷信的西医万能还差得远。在功效方面，西医不能全活人，中医也没有全杀人，他们的相去，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自然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在方法方面，他们，何尝很不同？经验与实验，并不是绝对相反的。硬把它们分开，未免过于武断了。为什么“大黄除实，当归止痛”？最先也不是一个人的直觉所能发明的，一定也经过了多少的Tialanderror才有这样的断定。他们的方法，比起近代的西医来，自然非常的粗陋，可是他们的方法也是实验，不仅是经验，也是理性的判断，不仅是本能的触发。他们所缺乏的，就是没有比较“精密的方法，以分析其错综缭乱之现象”。至于一般平常的中医，自然只知道墨守旧法。可是一般平常的西医，又何尝不是只知道谨守教科书上的话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免要反对陈先生的“对中医很想约一般朋友下一个总攻击”的态度了。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要是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无论如何的攻击中医，我想中医也不至于打倒的。那么与其攻击，还不如“充分的研究”一番：也许经了一番科学的探察之后，中国在世界医学上也会有些微的贡献。
至于“对人对象”一类话，是陈先生误会了我的话的结果。
我的意思是说，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是物质。物质的现象是往往可以造的，例如相当成分的轻养二气可以造成水。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是人类社会。这种现象是大都不容易人力制造的。医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所以我说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富有科学精神的医生，遇到了一个疑难之症，便生了好奇心，想把他做些试验，希望得些新发明。这自然是极好事。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心目中往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发明，而不是病人的病症，病人就成了试验品，不再是病人了。在有些医学校里，穷苦的病人，常常就做了教员演讲的模特儿。
上面所说的，无非是求全的责备。有试验的精神的，实在还是比较少数的好医生。平常的医生，施行手术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在施行的前五分钟，他也许正想打牌或同太太去看电影，施行后五分钟，他已经打牌或同太太看电影去了。他们的对于病人，无非是一般商店伙友对于顾客的情形。至于像东交民巷某医院的某医生，一接到总统府邀请游园的电话，便即刻丢了正在施行手术的病人去了；回来之后又把小箝子缝在肚子里；那真是“丧心病狂”不用说了。
至于“饭碗问题”是毫不要紧的，因为病人对于医生怀了牢不可破的迷信。信神的求了一个仙方，吃好了是神灵的应验，吃死了又是命中注定。同样医生医好病是他的手术高明，医死了又因为病人犯了不治之病症。
说起了“饭碗问题”，我不免又想起了一件事。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造成极健全的人类的。“因为病人是医生的饭碗”，那么世界上的疾病绝了迹，医生们也就没有饭吃了。医生们的利害，在现在的制度下，是与我们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绝对的冲突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