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 贫民与节育问题

陈西滢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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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本刊通信栏里有一篇讨论中国人口问题的文字。作者罗先生说:“我们中国的人口,今日还不见多,地有荒墟之感,似还有增添人口之必要。”这讵能够代表一般人的观念么?陈惺农先生在《中国人口的总数》一文里(《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说,“请问到过日德二国并且到德日各地乡间去过的人,若把日德二国乡间人口状况,和安徽广东湖南的乡村状况比较比较,到底如何。我自己感觉并且我问了许多朋友,他们也感觉得这几省人口外德日二国,表现得格外繁密。”陈先生又说:“中国廿一省(我走了十五省)人口无论如何,平均总可以和德日人口密度相等。”日本和德国人民的经济状况,比我们好了多少倍,他们还有人满之患,我们到反能“有增添人口之必要”么?在我看来,无论中国人口比德日繁密,或不如德日繁密,无论中国人民的总数有五四七百万(陈惺农先生统计),或四三六百万(一九二三年邮局调查),还是美国人罗克希尔把一九一〇年民政部调查的材料,加以整理后所决定的三二五百万,我们非但没有增添人口的必要,并且就减少了一半也不要紧。其实像中国现在的一般人民,就布满了全世界,也于世界文明或人类前途有什么好处呢?

    我在北京住了有三年。我那条小胡同里没有几个大门,却有无数的小孩。住户大约大都是破落户的旗人吧。胡同里的女人,都有一种大可怪的毛病;他们的腹部一天一天的高了,过了几个月,忽然平复了,不久,这旧病又发了。一年之中,总有一二次婚嫁的事。娶来的新人自然又在这循环的圈套里讨生活。死丧的事可就多了。在晚上读书或作文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单调的鼓乐,打断孤灯前的思索。为了这种声音,夜里也常常睡不着。一个人在枕上转侧的时候,心中想,不知谁家又死了什么人了。回想在英国一条街上住了也有三四年,可是丧事只记得有过一次,喜事也不过一次或两次。

    中国人生得快,也死得快。在生死之间,那半生半死,不生不死的日子却过的不很快。胡同里的小孩,谁都面黄身小,骨瘦如柴,一点没有活泼的气象。大多数面上身上都有些疮疤疔疖;许多还露出大头,眇视,歪嘴,缺鼻等残废的形状。一到了九岁十岁,便不常看见了。大约已经都在外谋生活了吧!可是,怎样的生活呢?他们还不算北京的贫民。

    朋友某君家里的老妈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十六七岁了,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而且身材很矮小。一天大儿子去告诉娘,说要当兵去了。小的儿子也要去。他们的娘问计于某君。某君说十二三岁的小孩千万不可去当兵。可是儿子说;“要是不当兵,就得去拉车;拉车太苦,还不如去当兵。”结果他还是去了。十二三岁的小孩去当兵,也许就得赴前敌,这在文明国人听了,是何等的野蛮,何等的不人道!可是你试留意过往的军队,十二三岁,连枪都举不起的小兵,多的是。在他们看来还觉得很侥幸,因为“拉车太苦,还不如当兵”呵!可是拉车的也就不少了。据李景汉先生的调查,这种“营养未足,筋骨未强的幼童:自十二至十七岁的小洋车夫占总数百分之五”(本刊第六十二期),那就是说,北京一地,小洋车夫已经有二千七百人了。

    “去冬报载北京内外贫民的数目竟有二十三万九千二百六十八人!”(本刊六十八期九页)李景汉先生说,他在极冷天的早晨经过粥厂,常看见有几千人等着讨碗粥吃。就是我刚才在外面回家,看见一个拉土车的把煤渣垃圾倒在空地上时,十三四个白发老人,中年的妇女,七八岁以上的女孩抢着在里面找不知什么可用的东西。

    我不知道乞丐是不是算贫民,还是又比贫民低一级。北京的乞丐比西湖已经少得多,可是也就可观了。女乞丐们,好像想分润庚款的人挂一个大学招牌似的,常常手中抱一个仅有生气的小孩。她们哀求着,救救小孩吧。我虽然遇到白发蓬松的老乞丐有时也肯出一两个铜子,可是从不曾给那抱着小孩的女丐们一个钱。不是不肯给,实在是不忍给!那些小孩这时还没有懂人事,现在死了,倒是他们最大的幸福。要是他们不幸而活了,因为营养太坏,环境太恶的结果,也不过成了些半残废的低能儿。强悍的男子流为盗贼,安分的依旧叫化乞食,或升做了不大中用的洋车夫。而且他们将来也许又得添无数同样的低能儿。

    罗先生说“儿子子本是人类的天职。”这就中国人尽了天职的结果。要是尽了天职是如此的,还不如不尽吧。无论如何,一个身心强健的人,我觉得,至少抵得过十个,甚而至于一百个不死不活,毫无用处的低能者。要是低能者生长繁殖,布满了世界,我想也不过臭虫似的,给别人同样的厌恶罢了。

    罗先生有一句话,我是同意的,他说马尔塞斯的学说,与桑格夫人的手术,不应当“不三不四地流行于中国。”不过罗先生反对的是“流行”,我反对的是“不三不四。”我以为在这样的中国,“不三不四地”提倡节制生育是不会发生反响的。诚如罗先生所说:“大多数无产的贫民,既不曾有钱读了书去看《节制生育问题》,又那里有功夫去研究那些避孕方法。所以贫民愈应节育以减轻负荷愈是不能够。”所以政府或社会上的组织应当给他们知识上的灌输,和方法上的帮助。实在说来,简直得有法律的限止。一个人穷了,便不能恋爱,结婚(欧洲中古就几乎如此)那自然未免太残忍了。可是一个人穷了便不能生育几个以上的子女他个人和社会都得了极大的益处。

    应当节育的,当然不止是贫民。这话得下回再说了。